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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纪敦睦:一位本应该成为大师级的人物

2017-08-25 田沈生、谢小庆 新三届

他去了,

一位本应该成为大师级的人物


田沈生

 

    “纪敦睦已于上周末(老编注:2009年11月)在美国去世,享年61岁”。班网上传来了他的噩耗。尽管早在半年以前已经得知他身患脑癌入院治疗,不祥的预感也早已笼罩着同学们的心,可确实的消息传来,还是令人有些震惊。班网上一片怀念与伤感,其中更多的是叹惜。


    “他去了,一位本应该成为大师级的人物。”一位同学这样写道,“纪敦睦的父亲是中国著名化学家,或许是遗传了科学的基因,纪敦睦自幼聪明过人。若不是“生不逢时”,我坚信,他一定能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


    “他绝对是一个科学天才,可惜生不逢时,命运多舛。我们最後一次相见,是2001年,在美国。我到了纽约,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立刻赶到我的住处,陪着我逛游、坐地铁。当时,他的办公室就在世贸大厦50多层上,窗外可以看到自由女神。夕阳下,我们坐在哈德逊河边,海阔天空地聊了一番,没想到竟成了永诀。可以说他的遭遇浓缩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


另一位同学感慨地说: “真的,文革深深地改变了我们那一代所有人的生活轨迹,除了少数几个‘想当将军的士兵’最後真的当了将军,又有多少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其中,天资过人的纪敦睦当属不幸中的一员。我相信,如果一切顺利,以他的能力极有可能问鼎诺贝尔奖!可惜原本该在1966年读的大学,直到1977年才得以勉强实现,整整晚了11年。


 即使他後来读研、读博、出国……一切还算畅通无阻,他毕竟失去了从事科研最宝贵的时光。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思想最活跃、记忆力最强、最能出科研成果的11年,他在干什么呢?挤奶、放羊!”


 一位与他同班的女生这样激愤地说,“我为纪敦睦悲哀,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离去,也许更多的是为了那位注定在40年前就已经夭折了的‘大师’,感到悲痛吧?” 


纪敦睦是文革前我在北京101中学高中时的同学。在同一年级,不在同一班,平时交往也不多,但对他的印象却十分深刻。原因在于,当时全年级200多人被特许跳级考大学的只有两位,其中一个就是他。


在我的记忆里,纪敦睦中等身材,长着一副硕大的脑袋,扁方脸,脖子又细又长,厚厚的眼镜架在不很高的鼻梁上,眼珠黑黑,总带着一丝沉静,外表虽有些木纳,可见人总是一副咧嘴憨笑的模样。平时不多言,一旦说起话来,往往语带哲理。此人聪慧,天赋极高,数理化语文,门门功课在全年级总是名列前茅,而且还是多次中学数学竞赛的冠军。


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全面发展的人才。在1960年代初期,别人还在做矿石收音机的时候,他的半导体已经问世。当年,他是学校广播站扩音机、录音机等音响设备的维修专家。常常见他一个人提个大喇叭或是背上一捆电线,匆忙奔走于校园之间。


那时,在大家的眼里,上清华、科技大学对纪敦睦说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谁料到文革爆发了,所有的理想在一夜之间全部破灭。在上山下乡的百万洪流中,纪敦睦来到了内蒙古草原,成为一名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普通的知青。正如那位女生所说的,挤奶放羊成为他生活的全部,一干就是十年。


 人们常说,是金子总会发出光辉。可是,在阴霾笼罩的年代,金子不仅被蒙上尘埃,而且还常常被深埋于地下。1977年,纪敦睦参加高考,数理化总分是全内蒙古考区的第一名,可还是落选了。


直接的原因是在语文考试中,他在作文里大胆批评“农业学大寨”,指出在内蒙古草原大面积开垦农田的做法是破坏生态、贻害後代的严重的错误行为,呼吁当局应该立即中止。无疑,在当前看来这是极具远见的科学论证。


可是,在极左阴影下的1977年,这不但不被当政者所接受,还反诬其有“思想政治”问题。那年头儿,科学屈从于政治。有点名望的大学自然不敢录取他。但由于他的数理化成绩太优秀了,不入流的内蒙古师专最后算是破格收留了他。 


 后来几年,中科院数学所的所长关肇直先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这个数学天才,赞叹不已。准备将他作为研究生,招收到自己的门下。不幸的是关先生突然去世,幸运之神与他擦肩而过,他再次失去了施展聪明才智的平台。


虽说后来随时代的变革,他最终完成了博士学位,出了国,在科学领域也作出一些成就,可那人生最最宝贵的10多年光阴还是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正如他那位同班女同学所说的: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记忆力最强、思想最活跃、最能出科研成果的11年他在干什么呢?挤奶、放羊!如今,历尽坎坷,他却英年早逝。颜回之才,颜回之命,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对于他的死,一位知情的同学揭发了一件令人发指的往事:听说纪敦睦得了脑癌,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文革中他被打的事件。由于他天资聪慧,被学校定为高二提前考大学的人选之一。怎知,由此祸至:文革中的一个黑夜,101中高三的几个学生,手套里藏着铁块,狠狠地敲打纪敦睦的脑袋,并低声叫喊:我叫你聪明!我叫你考大学!第二天,一位同学前去探望,纪敦睦已被打得满头大包。


为此,我特别向医生咨询,回答很明确:脑癌的确与过去的脑损伤有关!——这令我震惊!真是悲哀。什么世道!就因为过人的聪明而遭遇如此悲惨的结局?!那些当年打他头的高三的同学,如果今天知道这个后果,他们会后悔吗?会于心不安吗?都说杀人要偿命,以这样的方式致人于死地,不知道是否也应该偿命?!我十分理解这位同学的心境。不过说句实话,依目前的境况来看,惩治凶犯的希望渺茫……


  最后,还是引用我的一位同学的话来结束本文吧:近来坊间热议“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世界级大师?其实,中国历来不缺乏成为“大师”的人材,除了数名拿过“诺奖”的外籍华裔,可以说纪敦睦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有可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之一了。然而,他一生的遭遇,足以令让我们感叹:这扼杀天才的悲剧,何时才能有个了结。

                                                 

2009年11月30日于悉尼


        原注:纪敦睦1977年考上内蒙古乌盟师范,在校期间考上中科院数学所研究生。


转载自《周末文刊》2012年33期



附:

记忆碎片32


谢小庆


        日前,一位网友问我:上山下乡是否摧残了一些人才呢?他的问题,使我想起在我的邻公社、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乌拉盖公社下乡的纪敦睦。他父亲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他曾经是北京101中学引人注目的数学天才。如果不是文革和下乡,他很可能在数学方面取得有世界影响的成就。


        显然,纪敦睦是一个被文革和上山下乡摧残的人才。回城后,纪在数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在美国纽约开办了自己的科技公司,取得了一定的商业成就。他已经因病去世。


        大约在1977年,纪敦睦在与我聊天时曾说:“建国近30年,越来越左。出了问题,就认为是左得不够,就更左。今后,将逐渐右转,出了问题,就认为是右得不够,就更右。直到有一天,右得无可再右了,才会重新左转。” 30多年後,回想起他的这些话,不能不惊叹他的天才。


        纪敦睦曾经成为一个当地蒙族牧民的上门女婿。他的前妻和女儿,至今仍然生活在乌珠穆沁草原上。不久前,他的遗孀带着他在美国长大的儿子到乌珠穆沁草原看望了至今仍为普通牧民的姐姐。


        纪的故事,仍在继续。


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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